1945年1月30日下午，委员长侍从室下达手谕：“撤去徐恩曾本兼各职，永不录用”！而且命令毫无回旋余地，次日上午9时即行完成交接，中统局主持工作的海归副局长徐恩曾，就这样一夜之间被踢出体制内，其速度之快令人咋舌，这背后当然有戴笠的小黑手。
徐恩曾和戴笠职级相仿，1937年“老军统”初建时，徐恩曾任第一处（党政处）处长、戴笠任第二处（军警处）处长；1938年老军统分家，又分别担任中统局副局长、军统局副局长，成为两大特务组织的实控人，权势滔天。
跟明朝的东厂西厂情况类似，两大特务组织为了争宠夺权，内斗就从来没有停止过，而只要”狗咬狗“的局面不出格，也是委员长喜闻乐见的，符合权力制衡之术，然而戴笠越搞越大，最终居然把徐恩曾搞下了台！
老对手狼狈出局，军统内部一片欢腾，纷纷称赞”戴老板“手段了得，却不知已经犯了“委座”之大忌：东西两厂应该是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，如今西厂后来居上，渐有把东厂彻底打垮之势，一家独大又怎么得了？
因此戴笠搞掉徐恩曾，貌似取得了胜利，实为极度愚蠢之举，打破了两大特务机构之间，微妙而脆弱的平衡状态，不仅让CC系对其恨之入骨，同时也引起“委座”的严重不安，弊远远大于利也。
一、戴笠彻底惹毛了“土木系”
抗战爆发后，军统凭借较强的行动力，以及委员长的信任，势力迅速反超中统，戴笠也跟黄埔系的两大军头胡宗南、汤恩伯，结成私谊和政治同盟，一时权倾朝野，可唯独搞不定的一位，乃是“土木系”的老大陈诚。
陈诚看不惯戴笠，一方面是个人操守，对特务政治确实反感；另一方面，是本能的派系倾轧，因为胡宗南和汤恩伯的背后，都有何应钦的影子，而陈、何之间斗法多年，已是公开的秘密，都想成为黄埔系第二人。
也就是说，戴笠不知不觉中，站队在何婆婆一边，“小委员长”当然看他不爽，如此拥兵几十万的土木系，向来是不给军统面子，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情报单位，这让戴笠非常恼火，火着火着，就干了一件蠢事：
1943年秋，军统以企图谋反的罪名，抓了第六战区“青年军人将校团”的一批人，案卷足足搞了一箩筐。
戴笠觉得只要相关口供呈上去，陈诚不死也得脱层皮，至少会失宠几分，坊间传闻，这也是陈诚请辞远征军司令长官的原因之一，“干翁婿”确实闹不愉快了，毕竟六战区是陈诚的后花园，御下不严的责任是有的。
戴笠洋洋得意，以为重挫了土木系的锐气，可惜他低估了委员长对陈诚的信任程度，或者说，并没有真正明白，军队才是委座的命根子，而不是作为鹰犬的特务组织，没过多久，陈诚即告复出，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。
这事把胡宗南气得够呛，埋怨戴笠打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，骚味甚至传到了西北，胡副司令长官无奈，干脆躲上华山告病，戴笠这才知道“干翁婿”有多铁，再想拉关系已经来不及了，军统已经把土木系彻底惹毛了！
1944年底，陈诚调升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，而何应钦被撵出重庆赴滇任职，意味着陈诚在斗法中彻底胜出，而大权在握的军政部长，那可是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”的顶头上司，戴笠的日子明显不好过了。
据说某次，陈部长把戴副局长召到办公室，找个由头足足训了一个小时，而黄埔六期的陆军上校，只能乖乖站着听训，因为面前坐着哇哇喷他的，是黄埔炮兵教官、军政部长、陆军二级上将，军阶和地位差距实在太大。
抗战胜利后，陈诚终于上位黄埔系第一红人（后改任最高军令长官“参谋总长”），土木系将领也掌握众多要职，而何应钦却被打发到美国赋闲，作为军事单位，戴笠和军统局在这段时期，必然遭到打压。
尽管军统局属于垂直单位，可以直接向最高层汇报工作，然而在具体事务和流程中，想完全绕开军政部长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这是职场常识！得罪陈诚的后果非常严重，戴雨农的肠子确实有点青。
二、戴笠遭到“三陈”的全面攻击
到了抗战后期，军统或者说戴笠的势力，已经膨胀到惊人的程度，因为先后挂名的几任局长，都无权真正当军统的家，对于公开和秘密的军统人员究竟有多少，没一个心中有数，包括主任秘书郑介民也赖在二厅不到岗。
军统的权力，此时完全掌握在副局长戴笠、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手中，而中统又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失去了互相制约的能力，委员长当然不放心了，特别把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，派任为军统局帮办，用以制衡戴笠同时摸清军统的实力。
唐纵的报告让委员长的光头嗖嗖发凉：内外勤特务5万多人、别动军2万多人、控制的游击武装和伪军更是高达几十万，而且军统掌握的稽察机关多如牛毛，甚至连侍从室特别警卫组，也落在了戴笠手中。
这严重有违帝王之术，在委员长授意之下，在1945年秋天的会议上，借着各界要求取消“特务统治”的呼声，代表党部系统的陈果夫、陈立夫，代表军界的陈诚，新仇旧恨一起算，集体对军统发难。
包括一些被骚扰过的“党国元老”，也是墙倒大家一起推，强烈要求裁撤至少要缩编军统局，从而限制特务的权力，委员长则就坡下驴同意所请，戴笠这才发现麻烦大了：原来自己犯了众怒，可能要沦为牺牲品。
根据“委座”示谕，由陈焯、宣铁吾、戴笠、唐纵牵头，组织一个负责缩编工作的“八人小组”，逼迫军统局交出全部公开和秘密的档案名单，然后酌请进行裁员和整编，这八个人中除了戴笠自己，其余全是政敌！
八人小组磨刀霍霍，军统之前飞扬跋扈四处树敌的恶果，终于显现出来，“戴老板”有些惊慌失措，如果配合缩编，意味着滔天的权势不在，关于这一点，可以从后来改制的“保密局”看出端倪：
全局被压缩到只剩几千人，外勤特务大部分整合到“国防部二厅”，特务武装被改编成为交通部“交警总局”，军统掌握的人员和权力规模，等于一夜回到抗战前，这是“戴老板”难以接受的，怎么办？
戴笠采取了两个办法，第一是“拖”，希望委员长能回心转意，于是借故飞上海飞北平，就是不回重庆配合缩编工作，反正他不在场，许多事情无法进行；第二是“挪”，试图寻一条新的出路，树挪死人挪活嘛。
事实上，如果戴笠乖乖配合缩编，权势虽有所减弱，却能消除委员长的疑心，何况解放战争爆发在即，还有用武之地，依旧可受信任，更不致于兔死狗烹，然而戴笠的两个办法，一个比一个蠢！
三、戴笠企图染指军权等于作死
抗战爆发后，民国海军由于敌我力量悬殊，开战不到一年近乎全军覆灭，日本投降后，南京接收了部分俘获之日舰，同时还有美英“援助”的部分舰只，遂有条件重建海军，时任海军总司令为海军一级上将陈绍宽。
岂料陈绍宽不愿同胞相残，多次抗命不肯北上参战，委员长大怒，于1945年底下令裁撤海军司令部，免去陈绍宽的海军总司令一职，同时在军政部下面成立海军处，由陈诚暂时兼任处长，负责重建和扩编事务。
而在抗战后期，军统和美国海军联系紧密，包括臭名昭著的“中美合作所”，也是军统跟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共同建立的，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，成为戴笠的座上宾，有了这层关系，戴笠跟美国海军高层之间颇多往来。
眼见海军势力有望重新崛起，戴笠突发奇想，既然军统不受待见了，何不谋求“海军总司令”一职？那可是跟陆军、空军总司令并列的军种司令，位高权重，特务武装也可改编为海军陆战队，一举数得么？
戴代局长多少有点昏了头，陆军前二任总司令何应钦和顾祝同，黄埔教官的阶级；即便是黄埔一期生桂永清、王叔铭，最初也只够担任海、空军的副总司令，毕竟资历稍逊，而一个黄埔六期肄业生，怎么能跟这些“前辈”平起平坐？
何况戴笠当时的正式军衔，刚刚晋升陆军少将（职务军衔是军统局中将代理局长），就这样的衔级和身份，还想出任海军总司令，简直异想天开！而且光头委员长，最反感的就是将领们“挟洋自重”！
更要命的是，蒋政权的权力划分非常清晰，比如掌握财权的孔宋、掌握军权的“陈胡汤”、掌握政权的CC和政学系、掌握宪兵警权和特务权的一干人等，各有势力范围，同时对委员长负责，互相之间严禁“跨界” 。
当年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，曾自建税警总团，甚至搞到了装备精良的3万多人规模，实力超过一个嫡系军，这还不算，长城抗战爆发后，宋子文居然想私自调动税警总团，以铁路运往华北参战。
委员长接报大怒，立即命令税警总团退回原防，如抗命即行缴械，并因此跟大舅哥直接翻脸，最终税警总团改编为正规军，军事主官换成了黄埔生，掌握财权的“国舅”尚不可以染指军权，况戴笠乎？
先是摆不正位置，企图谋求不切实际的职务；然后是妄想借助洋人的势力，来帮助自己上位；最后是特务头子当够了，居然还想染指军权，每一条都触碰了委员长的“红线”，每一条都是可以杀头的罪过。
戴笠还在军统内部，秘密成立了一个组织“警坛社”，委员长接到唐纵报告后，仰天长叹：“这个戴局长不是昏头了，就是另有所谋“！该说不说，戴笠是有一定的特工能力，然就政治水平而言，在电视剧里活不过三集。
1946年3月大雨那天，戴笠的专机在岱山坠毁，关于死因至今众所纷纭，然而出奇一致的是，戴笠的死让各方都长舒了一口气，注意是所有的各方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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